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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澜湄国家数字教育合作的现实问题与路径突破
吴喜;张若峰;数字化转型是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正在主导教育领域的变革浪潮，孕育崭新的教育业态，深刻影响着教育及其相关领域的发展。在中国对外开展教育合作中，面向未来的教育数字化转型尤具前瞻性。中国与澜湄国家具有广泛的合作基础，以数字赋能国际教育合作为澜湄区域共建“一带一路”和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提供教育先行的路径，有利于提升中国在澜湄区域的影响力。针对中国与澜湄国家数字教育合作整体质量不高，面临数字基础不联通、利益诉求不一致、竞合挑战复杂多样的现实问题，可从3个方面实现突破：以大国引领协调推进区域数字教育进程，以需求导向精准定制区域教育合作方案，加强文化传播以广泛培育数字教育潜能。
基于五模态模型的新加坡教育中心生成机制研究
李文英;张羽春;杨盼;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探究不同类型教育中心的生成逻辑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引入“五模态模型”作为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新加坡教育中心地位的生成机制及其结构性特征。新加坡教育中心并非依托厚重学术传统和庞大本土共同体的综合性中心，而是在人才吸引、教育服务经济和知识转化等关键功能上高度集中的功能型教育中心，整体结构呈现明显的非均衡特征。在生成机制上，一是通过价值统合确立“以人才与创新求生存”的国家战略取向，二是依托制度规则与全球布局构筑“引力循环”和“创新循环”等正反馈机制，三是通过多模态协同涌现出“全球安全港”“人才磁场”等系统性优势。与此同时，该模式内嵌“小国规模悖论”，平台连接功能强而原创“源头功能”偏弱，高度开放加剧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强规范、高管控在保障秩序的同时压缩制度弹性与底层创新活力。研究表明，通过国家主导的价值统合、集中式资源配置和多层次正反馈机制的组合，后发国家在严苛约束下亦能实现教育影响力的跨越式提升，但其适用性仍受体量与制度条件限制。对我国而言，应在借鉴其价值统合与制度协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大国纵深做强基础研究和本土话语体系，实现全球“节点功能”与知识“源头功能”的协同提升。
省域高校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特征与驱动因素
王森森;伍鹏辉;杨军;张明;高校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其跨区域合作网络关系到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基于2010—2023年我国31个省份高校数据，构建高校科技创新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与QAP回归，刻画省域高校科技创新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识别空间关联网络的结构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高校科技创新水平总体持续提升，但区域差异仍较显著，空间格局长期呈现稳定梯度分化与层级结构，高水平地区集聚、低水平地区相对分散。第二，省域高校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整体连通性较强但密度偏低，结构由“中心集聚”逐步演进为“多极协同”，“核心—边缘”格局仍较稳定；跨区域联系突破单纯地理邻近约束，呈现由创新能力差异、网络结构位置及多维邻近性共同塑造的能力空间特征。第三，省域高校科技创新空间关联网络驱动机制体现“稳定邻近效应—异质互补驱动—要素结构约束”的综合逻辑，地理邻近与制度邻近持续促进合作，经济发展差异整体表现为约束效应但影响趋于弱化，认知差异通过知识互补强化网络联结，人才要素差异的制约作用在后期更为凸显，政策支持与信息化因素则呈现阶段性影响。基于此，应以能力空间优化区域创新布局，强化中介型省份的枢纽与平台功能；健全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与合作平台，推动网络由“结构成型”向“功能显效”转变；加快合作模式由要素驱动向人才驱动升级，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与跨区域共享机制，畅通知识技术要素流动通道，提升网络效率与区域协同水平。
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学的想象力
鲍俊逸;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学的想象力是一种灵活运用数智品质与心智品质进行思考与行动的能力。这一双重想象力是基于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深度理解，通过在数智品质与心智品质之间建立动态耦合的学科认知框架，推动学科从单一技术依赖或抽象人文批判走向关系性对话。首先，以新隐喻唤醒学科想象，深化双重想象力的理论思考：一方面，“地图·星空·导航”作为数智品质的隐喻，通过空间结构化、不确定性与方向判断的意象，拓展学科在复杂系统条件下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历史·山水·渔樵”作为心智品质的隐喻，通过历史长时段、在地超越性与反思主体位置的意象，维系学科对意义连续性、价值判断与文明尺度的理解能力。其次，新隐喻在双重想象力的实践层面启发关于学科发展矛盾的思考：一是认识论上，在数据的有限性（地图）中开辟意义的无限性（历史）；二是价值论上，在算法的不确定性（星空）中锚定价值的确定性（山水）；三是行动论上，在入世的学科实践（导航）中融入出世的反思智慧（渔樵）。最后，由数智品质触发、心智品质调试的耦合机制得以建构。这是一条由认知方式、价值取向到行动姿态逐层展开的实践辩证法，为高等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具有中国文化意象、理论张力与实践指向的方法论路径。
时间博弈者：“博士生妈妈”的时间冲突、协商与调适
赵鑫;李美仪;安利利;在高等教育扩张、女性在高等教育中参与度显著提升的背景下，基于社会时间类型学理论框架，探讨“双一流”建设高校女性博士生在婚育与学业双重压力下的时间困境及其能动实践。研究发现，母职劳动与学术劳动在时间投入上的隐性冲突、学术制度对时间的刚性压缩，以及“完美母亲”与“理想博士生”两种身份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期待，促使她们在家庭、学术与文化三重场域中面临“时间争夺”：表现为学术参与边缘化、职业发展不确定性与主体性受限。尽管她们通过时间管理、家庭支持等策略不断调适，但这些策略本质上是制度缺位下的个体化应对，其有效性高度依赖家庭阶层资源，且常以自我剥削为代价。同时，不同的养育方式、亲子状态等因素促成了个体主观体验的分化。研究旨在突破传统“角色冲突”或“时间焦虑”的单一叙事，揭示制度设计、学术评价逻辑与社会文化认知共同形塑的结构性矛盾。倡导重构博士培养的时间规范，推动建立更具弹性、包容性的制度环境，尊重差异和多元，并为个体的思想解放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启示。
数字化何以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基于技术中介视角
赵磊磊;胡荣光;王柠慧;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育、科技与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基于技术中介理论视角，从技术意向性、技术透明性、技术人工物以及技术道德化四个维度，阐述数字化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本质。当下，数字化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仍面临数据壁垒阻碍教育科技人才联动发展与价值对齐、算法逻辑的反身性缺失阻抑人才创新潜质发展、技术整合偏差加剧科教衔接落差与科学研究资源错配以及数字治理缺位引发科技伦理失范与教育主体性式微等现实困境。据此，特提出数字化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进路选择，即延展教育科技人才智能交互空间，构建组织要素间畅通流动的跨域对话平台；注重人才发展支持路径的智能调节，重组面向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学科范式；重构支撑科教融合发展的技术整合逻辑，聚焦科学研究资源智适应优化布局；创设科技伦理失范的智能预警系统，形塑科技向善与以人为本的数字治理格局。
AI能够参与同行评议吗
郑伊贝;赵梓含;作为“作者”的AI吸引了研究者的集中研判，然而作为“审者”的AI却越过了学术共同体的应然思虑，以隐蔽方式存在。这是因为同行评议自身问题域的混乱与复杂性系统地为AI的介入搭建好了表演舞台，同时“论文工厂”引致的“不对等困境”“质量危机”与“审稿人的过度想象”也已经为AI的参与铺垫好了所有剧情，只等待着AI审稿人的到来。事实证明，目前尚不具备自我意志的AI无法替代人类审稿，甚至无法作为评审代理，只能作为评审的助手。为了解释AI审稿人的有限性问题，需要以语言、思维与理解为思考的着眼点。一方面，人类审稿具有历史性与意义的生成能力、需要具备综合“事实”与“价值”的分析能力；另一方面，无论是“作者”还是“审者”都需要具备对创造性或涌现知识的判别能力，而基于概率推断的AI审稿人尚不具备以上能力。不过，AI审稿人虽然是“神秘的客人”但并非“恐怖的敌人”。
远亲胜过近邻：拔尖大学生学术志趣发展中的同伴互动效应
雷洪德;惠志丹;吴霄慧;学术志趣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其发展的影响因素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同伴互动这个重要因素的影响尚未受到应有重视。基于某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学情调查数据，通过基准回归、稳健性检验和异质性分析，探究拔尖大学生学术志趣发展中的同伴互动效应。结果显示，同伴互动对拔尖大学生学术志趣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核心变量替换与倾向得分匹配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同伴互动的影响呈现“M型”波动趋势，高影响节点在25分位和75分位；外圈同伴互动对学术志趣发展的影响更大，其影响在多个分位点上大于内圈同伴互动，该现象可谓“远亲胜过近邻”；理工科拔尖大学生更易受同伴互动的正向影响，医科和经管学科拔尖大学生则易受内圈同伴互动的负向影响。研究揭示了拔尖大学生学术志趣发展中的同伴互动效应及其异质性，启示高校应充分认识同伴互动的育人价值，促进跨圈层的外圈同伴互动，加强同伴互动的分类指导。
名校毕业之后：寒门子弟出路分化与就业适应困境叙事研究
王艳;陈斌;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大学生就业已成为影响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核心议题。尽管倾斜性招生政策有助于寒门子弟进入精英大学，但并不意味着能实现阶层流动。采用叙事研究法，聚焦名校毕业的寒门子弟，基于本科生社会化理论构建其就业适应的分析框架，并引入精英子女作为参照以增强解释效度。通过访谈29位名校毕业生，发现寒门子弟与精英子女在社会性投入、职业方向感与工作意义感3个关键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并形成迥异的毕业出路分化格局。寒门子弟社会化进程在从校园向职场的转换过程中呈现结构性断裂特征，面临人际适应、情绪适应与自我适应等困境。为应对这些挑战，寒门子弟发展出目标导向型、观察模仿型、多元内化型与价值协商型四种策略。这些策略在实践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构成个体灵活调用的“行动工具箱”；另一方面，不同策略的内在逻辑与行动取向存在明显张力。通过对比寒门子弟与精英子女毕业出路的分化与适应图景，研究揭示了从“文凭获得”到“地位兑现”之间的过程黑箱，系统呈现了阶层流动中“劣势放大”与“优势累积”如何在各环节逐步形塑的微观机制。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认为：高校应推动社会化支持从“机会赋予”转向“能力建构”；寒门子弟需强化主体意识，通过累积社会性投入与资本转化以增强其就业适应能力。
论大学治理的秩序供给与制度层次——兼论国家力量如何进入大学
李海龙;大学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过程体现了国家力量逐步介入大学组织并构建相应制度的演进路径。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层级的组织负责制度设计，再通过科层系统传导，形成大学内部各项职能有序运行的格局。党政关系的协调、议事规则的明确以及科层制的有效执行，构成了我国大学治理的显著特征。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到大学自身，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制度生产链条，而事务性治理与绩效提升则是秩序供给的核心目标。国家意志借助政策驱动机制进入大学领域，但为达成改革目标而出现的政策循环及嵌套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度成本与秩序负荷。从本质而言，大学治理可剖分为“公域—共域—私域”3类制度场域，国家力量唯有尊重各场域的独特活动特征，方能降低制度漂移风险并提升秩序供给精度。未来，大学治理的秩序供给亟待突破科层系统‘一刀切’的传统模式。应依据“公域—共域—私域”的制度场域划分，重构国家介入的界限与方式，在国家权威、社会协同与学术自主之间达成新的平衡，以实现更具效能与活力的治理格局。